但《另》文写道：宪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同一类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34] 高铭暄、吕华红：《论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订》，《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8-19页。换言之，刑法修正案时应受合宪性规制。

第二，宪法刑法化模式。[40] 参见冯雪梅：《人大代表只有10小时时间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13日，第6版。五、结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但是，无论如何论证，在《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我国主体法律位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含军事法规）、地方性法规（含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含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特区规章）——找不到合法性根据。国家自诞生之日起，即通过刑罚权的运用，以维持统治秩序及基本的社会稳定。

刑法以剥夺公民自由为主要制裁手段，不良的刑法无疑是对公民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孟德斯鸠得出了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的结论。被监督者同时也是监督者，这一悖论使监督成为理论上的泡影。[38]具体而言，就是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提高人民的宪法观念。

[55]这种政治化的宪法实施理念格外重视提高民众的宪法观念，寄希望于社会所有成员都来保障宪法的实施。当然，今天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28]彼时，延安市各界宪政促进会公开主张：制定宪法，决定实施宪政日期，并执行宪法。[49]该观点是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宪政》中有关宪法概念的发展和超越。

这种宪法实施观念认为宪法实施的主体非常广泛，包括所有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都是宪法实施的主体。这是贯彻执行宪法的最伟大的力量和最根本的保证。

参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参见刘庆华编：《苏联宪法概论》，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1986年3月，第42页。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所过之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大顺序也。[8] 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实施究竟何指？晚近法律学者的解释大多侧重于宪法作为根本法律发挥规范效力，认为宪法实施是指公权力部门依据宪法作出国家行为，合宪的公权力行为均可被认为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

[50]此外，刘少奇在宪法草案报告中也指出：宪法不去描画将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以后的状况，但是为了反映现在的真实状况，就必须反映正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着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趋向的目标。故省宪施行法，与宪法有锁钥的关系，浙江省宪草案于本法之外另订省宪施行法，湘宪于本法附则中附带规定之，虽形式不同，而效用则一也。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41]但是，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说被新中国宪法学进行了部分的继受、改造和发展。

[3]Richard H. Fallon, Jr.，The Supreme Court, 1996 Term Foreword, Implementing the Constitution, 111 Harv. L.Rev.54，82 n.146(1997) [4]See Lawrence Gene Sager, Fair Measure: The Legal Status of Under-enforced Constitutional Norms, 91 HARV. L.REV.1212(1978)此外，Sager提出了未充分实施的宪法这一概念。在变法思维的引导下，民国时期宪法学认为，宪法实施需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事实关系，不得不采用政治手段。

[24]当时，实施宪政也是少数知识精英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概念，一般民众大多不知道宪政、宪法为何物，所以要改变社会观念，才能实现立宪政体。在1954年宪法起草时，毛泽东认为宪法不仅仅是对事实的确认，同时也具有纲领性[49]。

[27]张知本：《宪法实施与男女平权》，载《改造杂志》，1946年第1期，创刊号。[31]而过程论的宪法实施论则认为，实施宪法是一个生活的过程，绝不是一个死的概念。参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1939年11月，在全国人民要求民主自由以利团结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将于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45]〕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宪法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谢觉哉，时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研究会的负责人。在变法思维的影响下，宪法实施这一概念体现了一种高度概括、粗线条的宪法思维。

[74]而近代日本宪法学说又受到德国国家法学说的影响。[34] 在制宪活动频频发生的语境下，所谓宪法实施与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同义。

[14]参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129页。而中国的宪法实施并非以司法为中心的实施，在主流的宪法实施理念中，没有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区分，也缺乏三权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

借用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概念，这种宪法实施可以说一种条件程式(conditional program)[65]。当时的代表性学说认为：如何方能使宪政的实施有一个永久的保障呢？首先就是要有民众来做后盾，就是要使民众明了宪政的意义与价值，因为人民明了了宪法是他们自由权利的保障之后，然后才能引起他们对宪政的需要，起而爱护宪法，进而保障宪法，然后宪政的基础方能稳固而久远。

[62]在这种理念下，法院也是一个执法部门，其基本职责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和司法程序，独立审判各类案件。另参见彭真委员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近代宪法学上较早使用宪法实施这一概念的是梁启超。我们的宪法所以有一部分条文带有纲领性，就是因为这个原故。

[13]根据王汉斌的归纳，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实施，概括起来关键有两条：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从实证法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法律概念，因为现行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了宪法实施。

[7]在其他法律文本中也有宪法实施、贯彻实施宪法等表述。[59]如果进一步追溯，这种理论框架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将政治过程分为决定和执行两个部分的议行合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列宁的观点，法律的实施需要监督：一般是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回顾近代以来的宪法学说史，宪法实施概念整体上体现了一种变法思维，即通过实施宪法来建立新的法律和政治秩序。

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宪法的论著更多的是对资产阶级宪法的批判，至于社会主义阶段如何制定宪法、实施宪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详细论及。[39]当时，国民党的主流观念认为宪法实施的条件是，一方面政府固要负有行宪的责任和能力。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论，司法必须服从民主决定，否则人民可以撤换法官。

根据对《人民日报》2001-2015年间发表文章的检索，一共有120次论及宪法实施。他不仅学习梁氏的思想，模仿梁氏的文风，还给自己取了学任(梁启超号任公)的笔名。

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主要任务是批判国民党的宪法草案和国民党的伪宪政。载《香港星岛日报》1940年5月19日。

在此背景下，国民党主动开启社会各界参与宪法问题讨论。比如，根据1924年苏联宪法，最高法院有权审查加盟共和国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但是最终决定权不在司法机关，仍在最高权力机关。